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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东公孙政权与东亚诸族的关系

阅读量:02019-03-14作者:佚名来源:互联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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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汉末三国,随着同一帝国的崩溃,分裂割据势力纷纷崛起。对东亚世界而言,既有的秩序中心已不复存在,东亚诸族开始谋求各自发展。乱局之中,辽东公孙政权的崛起成为这一时期左右东亚局势变迁的关键。作为一个汉族割据政权,公孙政权隔绝了东亚诸族与中原政权的联系,成功获取了本属于中心政权的无上权威。公孙氏三代在处理与东亚诸族关系时,着眼点始终在于获取现实利益,这一切都是由其割据政权的性质所决定的。公孙氏与高句丽、夫余、乌丸鲜卑三族的关系既否定以汉魏为中心的既有国际秩序,又不具备真正的实力来规划新的国际政治格式。从历史发展来看,辽东公孙政权在处理与东亚诸族关系题目上是不成功的。

  [关键词]辽东公孙政权 东亚民族 国际关系
  [作者简介]房奕(1979-),男,上海市人,复旦大学历史系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魏晋史及周边国家关系史研究。
  [中图分类号]K236/23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39-8041(2007)09-0124-07
  
  汉末三国时期,随着汉帝国的分崩离析,分裂割据势力纷纷崛起。对于东亚世界来说,由于原有外交秩序的中心不复存在,东亚各族也蠢蠢欲动,谋求各自发展。乱局之中,辽东公孙政权的崛起成为这一时期左右东亚局势变迁的关键。对于辽东公孙政权,学界已经有所关注,不过对其与周边民族的关系,尚未有专题性的研究。
  《三国志・东夷传》载,“魏兴,……公孙渊仍父祖三世有辽东,天子为其绝域,委以海外之事,遂隔断东夷,不得通于诸夏。”作为一个汉族分裂割据政权,公孙政权不但造成了“诸夏”(主要指中原的曹魏政权)与东亚诸族的隔绝之势,更成功地获得了以往属于同一中心政权所有的执掌“海外之事”的全权,可以说在这个特定历史时期内,辽东公孙政权与东亚诸族的关系成为了决定东亚地区局势走向的风向标。辽东政权周边民族中最重要的是高句丽、夫余、乌丸三支,本文将分别讨论公孙氏与上述三族的关系,言浅识陋,请方家批评指正。
  
  一、辽东公孙政权与高句丽的关系
  
  关于辽东公孙政权与高句丽的关系,中方最主要的文献记载是《三国志・东夷传》。据其“序言”记载:
  景初中,大兴师旅,诛渊,又潜军浮海,收乐浪、带方之郡,而后海表谧然,东夷屈服。其后高句丽背叛,又遣偏师致讨,穷追极远,逾乌丸、骨都,过沃沮,践肃慎之庭,东临大海。长老说有异面之人,近日之所出,遂周观诸国,采其法俗,小大区别,各有名号,可得详纪。
  可见,此传在很大程度上是依靠第一手调查资料撰写而成的,价值颇高,特别是其中大量存在着“今……”的表述,所载内容尤其珍贵。故笔者将《三国志・东夷传・高句丽》(以下简称《三国志・高句丽传》)中与公孙氏有关的内容摘录于下,以便考察:
  宫死,子伯固立。顺、桓之间,复犯辽东,寇新安、居乡,又攻西安平,于道上杀带方令,略得乐浪太守妻子。灵帝建宁二年,玄菟太守耿临讨之,斩首虏数百级,伯固降,属辽东。(嘉)[熹]平中,伯固乞属玄菟。公孙度之雄海东也,伯固遣大加优居、主簿然人等助度击富山贼,破之。
  伯固死,有二子,宗子拔奇,小子伊夷模。拔奇不肖,国人便共立伊夷模为王。自伯固时,数寇辽东,又受亡胡五百余家。建安中,公孙康出军击之,破其国,焚烧邑落。拔奇怨为兄而不得立,与涓奴加各将下户三万余口诣康降,还住沸流水。降胡亦叛伊夷模,伊夷模更作新国,本日所在是也。拔奇遂往辽东,有子留句丽国,今古雏加驳位居是也。其后复击玄菟,玄菟与辽东合击,大破之。
  伊夷模无子,淫灌奴部,生子名位官。伊夷模死,立以为王,今句丽王宫是也。其曾祖名宫,生能开目视,其国人恶之,及长大,果凶虐,数寇钞,国见残破。今王生堕地,亦能开日视人,句丽呼相似为位,似其祖,故名之为位宫。位宫有力勇,便鞍马,善猎射。景初二年,太尉司马宣王率众讨公孙渊,官遣主簿大加将数千人助军。
  根据第一段引文的前后文意,耿临建宁二年(169年)出兵讨伐高句丽似乎是对顺、桓之际高句丽寇边的报复,实在则不然。首先,引文中“宫死,子伯固立”的记载就存在题目。按《后汉书・高句骊传》载,“是岁宫死,子遂成立。……遂成死,子伯固立。”《三国史记・高句丽本纪》的记载也支持了宫之后当有遂成,遂成之后才是伯固的高句丽王位继袭序列,不过在《三国史记》记载中,大祖大王(宫)与次大王(遂成)、新大王(伯固)之间的关系不是父子而是兄弟。引文中所谓“顺桓之间”,因冲帝、质帝在位年限极短,所以时间跨度不大,仅为公元145-147年之间。《三国史记・高句丽本纪》中明确将袭击辽东西安平县,杀带方令并掳掠乐浪太守妻子的事实系于146年“秋八月”,与此亦相符合。然而据《三国史记》所载,此时高句丽还是大祖大王宫在位,所以“顺桓之间”犯边者可能并不是伯固。其次,据《后汉书・夫余传》记载:“永康元年(167年),王夫台将二万余人寇玄菟,玄菟太守公孙域击破之,斩首千余级。”可见,公元167年时,玄菟太守还是公孙域。即便当年耿临就接替公孙域出任玄菟太守,相距“顺桓”时期仍有长达二十年之久。所以直接按字面意义理解《三国志・高句丽传》记载,将耿临讨伐高句丽的动机解读为向前代的高句丽君主在二十多年前的寇边行为进行报复显然是有题目的。事实上,在165年冬,高句丽发生了“明临答夫”之乱。次大王遂成被答夫所杀,新大王伯固代遂成子邹安即位,翌年“拜答夫为国相,加爵为沛者,令知内外兵马,兼领梁貊部落”。由此或可推测,耿临于建宁二年(169年)的讨伐应该是根据当时高句丽发生政变的实际情况而作出的决定。
  笔者解释耿临讨伐高句丽与前文无直接因果关系主要是想说明《三国志・高句丽传》记载结构相当疏松,很多相邻记载前后并无直接的因果联系,不宜强用逻辑将其捆绑起来进行解读。这一点对于理解引文后面对辽东公孙政权与高句丽关系的记载至关重要。
  “(嘉)[熹]平中,伯固乞属玄菟。公孙度之雄海东也,伯固遣大加优居、主簿然人等助度击富山贼”的记载也有题目。嘉平时(249-252年),伯固已亡去多年,故记载中的“嘉平”应是“熹平”之误。将高句丽助军讨伐富山贼一事系于公孙度雄霸海东之后,恐亦不确。《册府元龟・外臣部・助国讨伐》载:“(灵帝建宁二年)是年高句丽伯固遣大加优居、主簿然人等助玄菟太守公孙度击富山贼,讨之。”《三国史记・高句丽本纪》亦载:“(高句丽新大王)五年,王遣大加优居、主簿然人等,将兵助玄菟太守公孙度,讨富山贼。”②两则材料均将此事明确系于169年,也就是玄菟太守耿临讨伐高句丽使得伯固降属辽东之后不久。助国征伐是军国大事,当时的玄菟郡刚刚获得讨伐高句丽战争的胜利,军事上并不存在危殆的状况,即便讨富山贼需要援军,似乎也无需求助于高句丽。同时,富山在今喀喇沁旗南,汉 时乃辽西郡与鲜卑部族交界处,所以对高句丽而言,助讨需要劳师穿越汉境又不能获得任何实际利益。类似的情况在王莽时期曾出现过,但当时高句丽选择的是拒绝并一度因此与新莽政权反目。故高句丽此举或许是因战败之后迫于玄菟郡压力不得已而为之的。另外值得留意的是,上述两则材料中时、地、人、事皆同,当属同源之史料,且均将高句丽助军对象指向“玄菟太守公孙度”,然而当时的玄菟太守应是耿临,且除此以外在史籍中再未出现过公孙度担任玄菟太守的记载。《三国志・高句丽传》所谓“公孙度之雄海东也”或许亦与此有关。笔者以为“雄海东”未必指其占有辽东之后,或者是由于当时尚未举有道仍然在担任郡吏的公孙度已经在玄菟郡有很大势力的缘故吧。
  从后来的历史发展来看,耿临讨伐高句丽并不是一次孤立的军事行动,而是玄菟郡处理与高句丽关系的一项长期决策。根据《三国史记・高句丽本纪》的记载,在新大王伯固八年(172年),即助军事后三年,汉军曾再次攻击高句丽,一度造成高句丽朝廷的恐慌,最后采纳明临答夫坚壁清野的策略才使汉军受挫。中方史籍没有这次失利战争的记载。鉴于《三国史记》从主客观上都没有在这个时期虚构一场胜利的必要,笔者以为这次战争是存在的,只是因汉军的失利而没有被中方史籍记载。
  据此可见,玄菟郡对高句丽一直采取强硬的军事镇控手段,尽力打击或削弱高句丽的实力。公孙度日后占有辽东建立割据政权所凭借的正是玄菟郡的气力。更重要的是,作为两任玄菟太守的佐吏,公孙度处理与高句丽关系的理念无疑会受到公孙域和耿临的影响。从公孙度上任之后即采取“东伐高句骊,西击乌丸,威行海外”的军事行动来看,辽东公孙政权初期处理与高句丽关系的态度正是玄菟郡一贯的强硬打压高句丽路线的延续。
  引文第二、第三段分别记载了伊夷模时期和位宫时期辽东政权与高句丽之间的关系。按其记载,伯固死后,伊夷模代拔奇得立并一直侵犯辽东。公孙康予以反击并获得重大战果。拔奇一方面出于怨恨一方面慑于公孙康的武力回附辽东。条理分明,似无可疑。后代学者对此也无异议。不过仔细检验之下,笔者以为上述记载仍有进一步探讨的必要。据《三国史记・高句丽本纪》记载:
  发歧知难,以妻子奔辽东。见太守公孙度,告曰:“某,高句丽王男武之母弟也。男武死,无子,某之弟延优,与嫂于氏谋,即位,以废天伦之义。是用愤恚,来投上国。伏愿假兵三万,令击之,得以平乱。”公孙度从之。延优遣弟Y须,将兵御之……
  值得留意的是,《三国史记》将此事系于山上王延优元年(197年),记载中出兵的辽东太守是公孙度而非公孙康。按照孙文范等的校勘,《三国史记》的正德本、校正本、朝鲜史学会本、朝鲜科学院本均作“度”,只有韩国李丙焘校勘本称“当作康,见《魏志》”。实在,公孙度死于建安九年(204年),假如是山上王元年之事,那么按《魏志》这时辽东太守正是公孙度。
  《三国史记》的系年是否存在讹误呢?要回答这个题目,只有暂且抛开系年,回到对历史事件本身特性的分析也有可能。按这种方式对比《三国史记》与<三国志》的记载,同步性是相当明显的。按照《三国志・高句丽传》记载,辽东与高句丽战役前后标志性的事件分别为战前高句丽“受亡胡五百余家”,战后“降胡亦叛伊夷模,伊夷模更作新国,今日所在是也”。《三国史记・高句丽本纪》“故国川王伊夷模十九年(197年)”条中记载:“中国大乱,汉人避乱来投者甚多”并特别指明“是汉献帝建安二年(197年)也。”其中唯~的不同在于《三国志》称高句丽受者为“亡胡”,而《三国史记》记为“汉人”。不过,在东汉末叶特殊的时代环境下,这种差异并不是那么显著的。《后汉书》、《三国志》中东汉末季汉人因各种原因投入东胡的记载比比皆是。其中事迹显著者,前有张纯、后有阎柔,北方曹袁激战正酣之时,《后汉书》中甚至有“时幽、冀吏人奔乌桓者十万余户”的记载。由于这种复杂的情况,中国称为“亡胡”者未必皆为胡种,高句丽目为“汉人”也是可以接受的。战后“更作新国”则与《三国史记・高句丽本纪》“山上王延优二年(198年)”条所载:“春二月,筑丸都城”颇符。《三国志・高句丽传》提到这个新国时称“今日所在是也”。陈寿所处之魏晋时代,高句丽王都正是丸都,这更印证了《三国史记》记载的可信度。
  另外一个影响公孙氏与高句丽之间这场战争的时间判定的因素是《三国志》和《三国史记》中所载的高句丽世系的差异。根据《三国史记》记载,故国川王伊夷模为新大王伯固第二子的事实是可以肯定的。关键在于山上王延优(位宫)与伊夷模的关系为何。《三国史记》记载位宫是“故国川王之弟也”。《三国志・高句丽传》则记载为:“伊夷模无子,淫灌奴部,生子名位宫。伊夷模死,立以为王,今句丽王宫是也。”这则记载仔细读来是很希奇的。为什么要夸大伊夷模无子,然后又淫灌奴部生位宫呢?《三国史记》对于伊夷模无子也是明确记载的:“故国川王无子,故延优(位宫)嗣立。”笔者怀疑《三国志》的记载中存在罅漏,淫灌奴部的并不是伊夷模而是伯固,如此一来“无子”可以得到解释,而《三国志》与《三国史记》的记载也不再矛盾了。
  魏晋时期高句丽王系前出于涓奴部,后转为桂娄部,灌奴部并非王系,位宫的地位在伯固诸子中想必也不甚高。因此当伊夷模去世之后,拔奇(即《三国史记》之发歧者)竟不得立,愤而出奔辽东求军,是很有可能的。《三国志》载“伯固有二子”,实在不必理解为仅有二子;“拔奇怨为兄而不得立”也是正确的,但其所怨恨者并非在伊夷模时,而是在伊夷模去世后居然还要居于出于灌奴部的位宫之下。观其投奔辽东时“与涓奴加各将下户三万余口”,可以知道这是高句丽族的一次重要分裂,可以与同传所载“本涓奴部为王,稍微弱,今桂娄部代之”相互印证。
  通过上述分析基本可以判定辽东政权重创高句丽一战应当发生在公孙度执政辽东的最后几年。那么《三国志》为何载为“公孙康出军击之”呢?按《三国志・管宁传》注引《傅子》记载:“度庶子康代居郡,外以将军太守为号,而内实有王心……”笔者以为“康代居郡”的记载颇可玩味。公孙度最后几年辽东政权的运作状况今天并不清楚,只是度已近暮年,将军事托付于公孙康,似乎也不无可能。康以“将军太守为号”,在军事上也当有所作为。另外,康乃度之庶子,能够承袭公孙度的职位,没有出众的功勋是难以服众的。基于以上几点,笔者怀疑公孙度最后几年,辽东对高句丽的军事行动,公孙康恐怕是直接的执行者。
  总体上来说,《三国志・高句丽传》对辽东公孙政权与高句丽关系的记载源于第一手的调查资料,可靠性是相当高的。不过,受到诸如语言交流障碍之类的限制,再加上陈寿撰写时对史料的选择和编排,即使是《三国志》的记载也不能不假思考地全盘接受。相反,《三国史记》固然晚出,但其参考了众多文献记载,特别是一些朝韩的古代文献,所以其价值也不应当被忽视。 《三国志》的影响无疑是巨大的,这一点从《三国史记》中对《魏志》的征引甚至是误引中就可以明显察觉到,也正由于如此,《三国史记》与《三国志》的不同之处特别值得重视。所幸通过上述考察,二史对汉魏之际辽东公孙政权与高句丽之间关系的记录并不存在本质性的冲突。据此,笔者以为双方关系的大致发展脉络是:公孙度延续着公孙域、耿临以来处理汉与高句丽关系的强硬政策,占有辽东之后马上出兵攻击高句丽以立威。这固然为公孙政权带来了“威行海外”的名声,有助其增强对汉族民众的吸引力,但也导致了辽东政权与高句丽的关系始终处于紧张的状态。公孙度执政末年,辽东政权趁高句丽内部动荡出兵讨伐,取得了重大的军事成果,迫使高句丽政权向丸都转移,同时吸纳了大量的高句美人口,充实了辽东政权,也促进了汉民族与高句丽民族的交往。当然最后也需要指出,尽管笔者考订以为《三国志》、《三国史记》的相关记载委曲能够吻合,但很多判定仍属于猜想和推论,很多题目只是提出来供读者参考而已。
  
  二、辽东公孙政权与夫余的关系
  
  关于辽东公孙政权与夫余的关系题目,《三国志・夫余传》载:“夫余本属玄菟。汉末,公孙度雄张海东,威服外夷,夫余王尉仇台更属辽东。时句丽、鲜卑强,度以夫余在二虏之间,妻以宗女。”《后汉书・夫余传》则较为简略,仅仅提到:“夫余本属玄菟,献帝时,其王求属辽东云。”《北史・百济传》则称百济始祖东明“至夫余而王焉。东明之后有仇台,笃于仁信,始立国于带方故地。汉辽东太守公孙度以女妻之,遂为东夷强国”。明确提出百济的崛起要追溯到东明夫余时期受到公孙度的扶持。金毓黻亦以此说近是。
  《后汉书》、《册府元龟》等文献对于夫余与汉朝交往的记载完全一致。自熹平三年(174年)之后,夫余与汉廷一直到延康元年(220年)才再一次往来。汉末双方交往之间的空缺可能与辽东公孙政权的阻隔有关。另外,延康元年(220年)乃汉魏更替之际,选择这个时候遣使也有特殊的意义。《册府元龟》记载:“延康元年(220年),琛Ⅴ觥⒎鲇嗟ビ冢焉耆、于阗王,各遣使奉献”,一派众国来朝的气象;翌年春三月,曹丕“加辽东太守公孙恭为车骑将军”。笔者推测,220年“琛Ⅴ觥⒎鲇嗟ビ凇钡那彩苟加肓啥公孙政权脱不了关系,很有可能是随辽东使节而至的。前引《后汉书・夫余传》载:“献帝时,其王求属辽东云。”献帝时,夫余与汉廷交往仅220年这―次,夫余王在此时求属辽东公孙,范晔在此用一“云”字,深可玩味。辽东公孙政权趁汉魏革命之际裹胁东夷诸族人京,要求魏廷承认既有政治局面的可能性很高。
  公孙度与夫余和亲一事也很值得关注。除了夫余以外,辽东公孙政权在处理与其他东亚民族的关系时再也没有过和亲的记载,因此公孙度为何采取和亲手段,为何选择与夫余和亲成为饶有兴味的题目。上引《三国志・夫余传》指出和亲的背景为“时句丽、鲜卑强,度以夫余在二虏之间,妻以宗女”。对以外汉代边郡守令而言,所需考虑的是如何向中心负责,镇控笼络东亚诸族;至公孙度时角色为之一变,由于辽东政权的割据性质,公孙度首先要考虑的是政权的生存题目,所以辽东政权的外交政策更趋于获得现实利益。公孙度选择夫余进行和亲一方面是由于其具有牵制高句丽和鲜卑的实力,另一方面也考虑到它在当下较为弱势,与其和亲能收获最大的效果。
  对夫余而言,与公孙政权和亲的现实效果是否如《北史》所载那样明显,令夫余“遂为东夷强国”是需要打个问号的。不过,夫余与名义上仍为汉臣的边郡守令和亲本身就非常值得关注。和亲是一种以“以夏变夷”为基本思路的积极进取的外交手段,而其使用一般都是相当审慎的。除对“敌国”身份的匈奴以外,除非特殊政治原因,汉朝并不轻易向外族藩属国家许以和亲。东汉末年,乌丸三部大人蹋顿曾“遣使诣绍(袁绍)求和亲”并许以“助绍击瓒(公孙瓒)”的条件。蹋顿所求者乃与汉廷和亲,以袁绍重臣,所以许以重援,期其促成。最后结果如何,史书也没有进一步的记载。然而,公孙度时是以其“宗女”为和亲公主派往夫余的,固然度早有自王之心,但他在名义上还是汉朝边郡的守令,此举无疑是大大超越其正常职权范围的。在延康元年(220年)这个汉魏更替之际,与公孙氏有和亲关系的夫余再次向汉遣使朝贡,汉、魏、公孙、夫余四方微妙的关系更是构成了―幅奇异的历史图景。
  对于公孙度而言,与夫余和亲无疑是一着扶弱攻强,以夷制夷的外交妙手;但是当和亲公主不再具有代表汉族中心政权的正当性而只是政治利益交换的抵押品时,原本笼罩在和亲四周的荣耀光环逐渐剥落。仅仅作为赤裸裸的外交技术手段而存在的和亲,所具有的效能也不免大打折扣。对中国,或者说对汉族与东亚诸族整体关系而言,公孙度和亲政策的得失难以逆料。
  最后,《三国志・夫余传》中有关夫余王葬用玉匣的记载也值得关注:
  汉时,夫余王葬用玉匣,常豫以付玄菟郡,王死则迎取以葬。公孙渊伏诛,玄菟库犹有玉匣一具。
  夫余人尚厚葬,对生后事非常重视,王族更是如此。汉代玄菟郡对夫余王葬用玉匣的控制既是汉廷笼络夫余的手段,也是夫余对汉权威的认可。依照上引记载可以推论辽东公孙氏时仍沿用汉制,依然以玄菟领夫余事。夫余似乎对公孙氏代替汉廷也没有什么意见。这固然可以视为汉代东亚秩序的延续,但也必须留意到,居于核心地位的已经静静转变为辽东公孙政权了。公孙渊灭亡后,史籍再无玉匣记载;从陈寿书写的口气也可以感觉到玉匣对他来说已为故事,可见灭亡公孙氏后,曹魏并为延续有汉以来的这一传统。在中国与夫余之间,这个曾经行之有效的互动机制也成为过往云烟了。
  
  三、辽东公孙政权与乌丸关系
  
  乌丸鲜卑的情况与高句丽、夫余有所不同。高句丽和夫余只在名义上服属汉代边郡,而乌丸与汉廷的关系则更为密切。建武二十五年(49年),乌丸大人郝旦等九百余人率众内属,汉廷分封其首领八十余人为王为侯,并使他们“居塞内”;自此起乌丸各部遍布缘边十郡,各自“招徕种人,给其衣食”。这十郡之中就有辽东、辽西及右北平,也就是汉末曹、袁、公孙等竭力争取的三郡乌丸。
  乌丸内附之初,汉廷便“置校尉以领护之,遂为汉侦备,击匈奴、鲜卑。”校尉是军职,乌丸校尉的设置@表明了汉廷对于治理和利用乌丸部族的一个基本态度。同时对乌丸而言,自其内附以来一直以其杰出的骑兵军事气力为汉廷服务。《后汉书・百官志》“长水校尉”条中注引“《汉官》曰:‘员吏百五十七人,乌桓胡骑七百三十六人。”’又特别指出有“胡骑司马”,“掌宿卫,主乌桓骑”。对于东汉政权来说,乌丸骑兵是不可多得的军事资源。乌丸校尉这个职务由此也获得了更深层的意蕴:代表着汉朝统治乌丸的正当性。因此直到汉末,这个职务仍具有重要的作用。
  汉末,袁绍得乌丸助力最大,史书称其“抚有三郡乌丸,宠其名王而收其精骑”。破公孙瓒后,袁绍“矫 制赐蹋顿、峭王、汗鲁王印绶,皆以为单于”,与三郡乌丸关系特别紧密。即便如此,袁绍对杀乌丸校尉邢举取而代之的阎柔仍不得不示以“宠慰以安北边”。按《三国志・乌丸传》载:“及幽州、并州柔所统乌丸万余落……”可知,阎柔所统者为幽、并二州的乌丸大部,其数目较袁绍所册封乌丸三王所部的总合还要多,若非对阎柔怀柔,袁氏是否能顺利地“抚有三郡乌丸,宠其名王而收其精骑”恐怕还是未知之数。
  袁绍败亡之后,曹操也继续“以柔为校尉,犹持汉使节,治广宁如旧”。与袁绍“矫制”的作法一样,曹操.令阎柔“犹持汉使节”,两者都小心翼翼地维系着汉与乌丸之间的纽带来达到控制并利用乌丸骑兵的目的。
  辽东公孙政权在处理与乌丸关系的题目上,较曹、袁相比逊色不少。公孙度到郡之初即“东伐高句骊,西击乌丸”,但是乌丸与高句丽的情况不尽相同,没有妥善地加以区分而囫囵地动兵立威,对公孙氏政权与乌丸关系的发展产生了不利的影响。
  公孙康执政后,由于曹魏用兵河北,步步紧逼,辽东对乌丸的政策发生了一些转变。据《三国志・牵招传》载:
  太祖将讨袁谭,而柳城乌丸欲出骑助谭。太祖以招尝领乌丸,遣诣柳城。到,值峭王严,以五千骑当遣诣谭。又辽东太守公孙康自称平州牧,遣使韩忠赍单于印绶往假峭王。峭王大会群长,忠亦在坐。峭王问招:“昔袁公言受天子命,假我为单于;今曹公复言当更白天子,假我真单于;辽东复持印绶来。如此,谁当为正?”招答曰:“昔袁公承制,得有所拜假;中间违错,天子命曹公代之,言当白天子,更假真单于,是也。辽东下郡,何得擅称拜假也?”忠曰:“我辽东在沧海之东,拥兵百万,又有扶余、溅貊之用;当今之势,强者为右,曹操独何得为是也?”招呵忠曰:“曹公允恭明哲,翼戴天子,伐叛柔服,宁静四海,汝君臣顽嚣,今恃险,远背违王命,欲擅拜假,侮弄神器,方当屠戮,何敢慢易咎毁大人?”便捉忠头顿筑,拔刀欲斩之。峭王惊怖,徒跣抱招,以救请忠,左右失色。招乃还坐,为峭王等说成败之效,祸福所回。皆下席跪伏,敬受敕教,便辞辽东之使,罢所严骑。
  根据以上记载,乌丸峭王在面对曹、袁、公孙各方的笼络时,似乎非常迷惑,不过,从他后来的发问来看,未必是真的不明就里,而是趁此对各方进行摸索。牵招托辞袁氏“中间违错,天子命曹公代之”往返应,目的还是维护汉与乌丸长期缔结的合作关系,固然中规中矩,但持论未免苍白,反不如韩忠的回答磊落切实。不过,韩忠的回答也透露出辽东公孙政权对乌丸与汉之间长期存在的合作关系缺乏了解。某种程度上,他推崇现实实力的回应是对长期以来以汉帝国为中心的东亚国际秩序的一种挑战。从事件终极结局来看,由于牵招个人的勇气终于使乌丸“皆下席跪伏,敬受敕教,辞辽东之使,罢所严骑”,但峭王“徒跣抱招,以救请忠”的举动表明他从根本上仍持观望。在这位乌丸部族领袖心目中,恐怕对韩忠所说的“当今之势,强者为右”是心有戚戚焉的。实在,当一种秩序需要依靠非常手段才能得以维系时,它的远景也很堪忧了。
  建安十一年(206年),曹操潜军长途奔袭乌丸蹋顿等部,速附丸、楼班、乌延等乌丸首领与袁尚兄弟一起投奔辽东。这给了公孙康一个吸纳乌丸实力的不可多得的良机。按《三国志・魏武帝纪》载:“辽东单于速仆丸及辽西、北平诸豪,弃其种人,与尚、熙奔辽东,众尚有数千骑。”三郡乌丸首领“弃其种人”狼狈逃窜,但是随行者仍有数千骑之众,可以想见这数千骑当皆诸豪亲随骁勇之士,倘若公孙康能够效法袁绍“宠其名王而收其精骑”,对辽东政权必有不小裨益。况且三郡乌丸领袖在辽东,对于乌丸部属也有着不小的号召力,如能善加使用,未必不能在乌丸民心向背上与曹魏一争。不过,公孙康却选择了“悉斩,传送其首”的处置方式,为他人做嫁衣,导致三郡乌丸“其余遗进皆降。及幽州、并州柔所统乌丸万余落,悉徙其族居中国,帅从其侯王大人种众与征伐”成为曹魏的“天下名骑”。而公孙康所收的数千骑也并未真正回附,当三十年后魏明帝景初元年(237年)毋丘俭兴兵讨伐公孙渊时,“右北平乌丸单于寇娄敦、辽西乌丸都督率众王护留叶,昔随袁尚奔辽东,闻俭军至,率众五千余人降”。辽东公孙政权始终还是没有得到乌丸的任何帮助,此消彼长,翌年公孙渊速败于司马懿与此也不无关联。
  
  四、结 语
  
  公孙氏三代占有辽东,在东北亚区域之中取代汉朝成为了事实上的中心。不过,从公孙氏与高句丽、夫余、乌丸鲜卑等重要的东亚民族关系来看,它既在不断否定以汉朝(或者作为其接替者而出现的曹魏)为中心的既有国际秩序,又不具备真正的实力来规划新的国际政治格式。公孙氏三代在处理与东亚诸族关系时,着眼点始终在于获取现实利益,基本的思路就是“当今之势,强者为右”,这一切都是它受割据政权的性质所决定的。
  辽东公孙氏是其这一原则的实践者,也是这一原则的牺牲品。景初中,当丘俭、司马懿相继出兵讨伐公孙渊时,东亚诸族非但无一施以援手,更纷纷落井下石。高句丽王遣“主簿大加将数千人”协助魏军;乌丸原属魏者直接参与征讨,降公孙氏者却举族投降,随魏军内迁。公孙渊在最后时刻才想起“遣使者持节,假鲜卑单于玺,封拜边民,诱呼鲜卑,侵扰北方一。然而非但没有任何绩效,反而适得其反。从历史发展来看,辽东公孙政权在处理与东亚诸族关系题目上是不成功的。
  
  (责任编辑:周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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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东公孙政权与东亚诸族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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